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世界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设在中国，而国内一些大型集团的企业总部也纷纷向中心城市集聚，“总部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形态在我国应运而生。

    尽管我国的“总部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企业总部和加工生产基地在空间上逐步分离，总部向中心城市集群布局，产业加工基地向成本比较低、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集群布局——

    在英国招一位博士的成本

    在上海可以招三位博士

    “在英国招一位博士的成本，在上海可以招3位博士。而那里一位博士的工作效率却只有上海的一半，上海的一位博士综合来看，可以抵英国6位博士。所以，我们把研发中心部分转移到了上海。”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锡文这样说。

    5月19日，联合利华全球第6个研发中心暨中国总部办公楼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正式奠基。联合利华每年的研发费用约是10亿美元，上海作为其全球6个研发中心之一，即使占有其1/10的研发费用，数目也非常可观。

    同时，联合利华将原先在上海地区的工厂整合，生产基地大规模地迁至安徽合肥。选择合肥的理由非常充分：合肥处于中部地区，以500公里为半径差不多可以辐射半个中国；在长三角电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合肥却是电力输出地；中国科技大学等著名高校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曾锡文又说出了另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江苏的工人来自苏北，浙江的工人来自安徽，我们直接就到了劳动力的原产地。”

    就整个上海而言，至2004年末，入驻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86家，今年将增加30家；外商投资总公司105家，今年将增加15家；外资研发中心140家，今年将增加34家。而整个长三角，根据国家商务部2005年2月27日发布的《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在今后三年，跨国公司将普遍扩大对华投资，从选择投资区域企业数的发布情况看，长三角以47%的压倒性优势，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首选；环渤海地区占22%；珠三角占21%；其他地区占10%。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小城市和一些内陆地区。而同时，长三角地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正在逐步将其总部迁入上海，如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仅温州一地就有300多家企业来到大上海。

    北京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认为，和纽约的中心商务区相比，中国的总部经济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长三角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企业总部和加工生产基地在空间上逐步分离，总部向中心城市集群布局、产业加工基地向成本比较低的、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集群布局。

    “身”“首”分而不离

    考验长三角经济能量

    总部经济的出现，使主管企业的“头”与负责生产的“尾”出现了分离的趋势，那么，长三角区域有多大经济能量与能力来承受这种分离带来的连锁效应呢？企业的行为又将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呢？

    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认为：总部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现象，是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新型经济模式。如今，长三角地区已经具备了发展总部经济的基本条件。

    首先，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呈现出十分强劲的高速增长势头，区域经济已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至中后期发展阶段，且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势头不减，其作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的龙头地位彰显。这是当前及未来长三角发展总部经济的必然内在诉求。

    其次，长三角地区城市体系日臻完善，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区域引领带动作用凸显，已基本成为我国最早形成并且是最大规模的都市连绵区。这为总部经济的区域发展和区域布局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坚实的发展载体。

    再次，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特大型企业云集，总部经济初具雏形。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抢滩长三角，其中上海近300家，江苏180余家，浙江近60家，长三角已成为跨国公司在我国最密集的地区。在外资企业高度聚集长三角的同时，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长三角也是国内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高密度分布地区，在众多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的烘托下，总部经济必然也要呼之欲出了。

    最后，长三角地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相关要素充裕，软硬发展环境俱佳；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一轮合作与发展热潮蓬勃兴起，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为实现区域资源的共享、产业的互补、基础设施的衔接和政策的对接，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让要素真正流动起来

    总部经济需要坚硬的“头颈”

    作为“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可以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同时也能取得欠发达地区的土地、能源、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

    但是，企业内部的结构分离，难免会带来组织协调成本的增加。因而，总部经济和长三角地区想要更良性的互动，交通、信息、政府等要素都扮演了头颈的角色，目的只有一个：让“头脑”和“身体”分而不离。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说：“各级政府不仅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市场规范，促进要素流动也非常重要。”

    徐长乐认为，就目前长三角企业跨地区发展中的问题而言，企业跨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来自地方保护的歧视性政策依然较为严重，在市场准入、资质认证、劳动就业、信贷融资、财务税收、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较难享受到同城待遇。

左学金认为，加强长三角的互动，必须从两个方面加强联系。第一，长三角各地市场规范建设的一体化：长三角跨区通关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范例，假如一个在江苏进口的物品，若经江苏的口岸检验过的产品进入上海可不再检验，则可相当程度减少要素流动所需时间；第二，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如果长三角地区之间能够建成城际高速铁路，长三角城市进行跨区域的共同设计和规划，这对打破沟通城市之间和省市之间的壁垒十分有作用。

    实际上，长三角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以长三角地区信息化建设为例，6月1日，江苏、浙江和上海信息化主管部门在上海签署了长三角地区信息技术应用与合作协议。建立这样的合作机制旨在研究交流长三角信息化和信息产业近期、中长期的合作目标和计划，确定年度合作项目和计划，组织开展长三角地区信息化“十一五”规划编制和信息化法规、标准制订的研讨交流工作。

    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行政区划问题一时不好解决的前提下，首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

    但是，从长远来看，仅仅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显然是不够的。目前，长三角跨地区企业的现有规模还不够大，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数量尚少，比如在上海的近五万家浙江企业中，注册资本在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只有200多家，集团公司只有50多家。此外，发展“总部经济”意识还不强，长三角现有的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地区之间藩篱还有待拆除等等，这些都是横亘在总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要让总部经济这个积聚“头脑”的“龙头”真正在长三角地区舞动起来，长三角地区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不是所有城市的最终形态

    发展总部经济需掌握“火候”

    长三角地区总部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吸引了国内很多经济发达城市纷纷效仿，他们期望通过吸引国内外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决策、研发等总部落户当地以发展当地的“总部经济”。

    业内专家分析，作为一个处于体制、产业和结构加速转型期，并且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体，我国引入和发展总部经济是必然的选择。其中，由于北京、上海等全国中心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区位等多重资源优势，并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空间，总部经济最宜在这些地方异军突起。

    但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魏建认为，总部经济作为高端经济，需要完善的城市功能予以支撑。不仅基础设施要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理想标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完善、及时和法制的商务环境。城市不仅要有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丰沛的资本供给以及便捷通畅的信息交流和物品流通网络，更要有高效廉洁的政府、简单透明的税收和安全诚信的秩序，这些对于发展总部经济至关重要。

    魏建同时指出，作为未来经济的主导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必须建立在第二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以制造业的繁荣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优先发展制造业并不是延续传统模式发展，而是按照总部经济的逻辑，将制造业企业的总部与基地分置，并在企业总部的带动下，大力发展人才密集型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产业，以带动第三产业向高端发展，摆脱其徘徊在低层次、止步不前的状态。

    因此，有关专家提醒，总部经济并不是所有城市的最终发展形态，而只是部分发达城市、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我国城市应对自身的发展阶段予以正确认识，通过发展总部经济赖以生存的发展要素以引导城市向总部经济城市转型。其中，一般城市可以将总部经济作为一个方向予以关注和发展，通过加强发展的自觉性，积极积累基础、充实条件，逐步扩大总部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从而使我国总部经济发展掌握适宜的“火候”，正确推动我国城市经济的健康运行。（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报道）